经济与大分流,大器晚成书在全球学术界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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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于200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立即引起美国中国学界的强烈反应,有人认为,围绕《大分流》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已成为世纪之初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重大学术事件。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之前,中国学术界也已经展开了讨论,这在学术界是个相当罕见的现象。

在全球经济史研究领域,“大分流”是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虽然“大分流”这个词之所以流行,还是因为“加州学派”历史学家彭慕兰于新旧世纪之交出版的《大分流》,关于中国与欧洲诸国何以在近代史上产生巨大差距的研究,却一直在经济史里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末以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问欧洲为什么能成功,而不是以此作为标准问中国为什么会落后。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转向。

这里首先介绍一下加州学派。加州学派又称“尔湾学派” 主要成员有王国斌、李中清、弗兰克、戈德斯通、彭慕兰等人,中国学者李伯重因为在加州访学和讲学时间较长,学术理念不谋而合,也被一些人视为加州学派人物。这个学派的特点,用彭慕兰自己的话说,他们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 他们尽管对很多问题有争议,但都认为18世纪的中国比前辈学者认为的更繁荣。这一学派成员的主要著作,如: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流》等,都以其全新的视角、方法与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李中清著作2000年获得美国社会人口学学术奖邓肯奖,2000年度最佳社会科学史著作沙林奖,《大分流》2001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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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本人的情况:1988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兼任历史系主任。迄今为止,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独立而又彼此相关的领域:一是关于帝国晚期及20世纪中国国家、社会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从中心到边缘: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1993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获费正清奖。在这部著作中,彭慕兰以华北的一个地区为个案,并通过这个个案来考察几个相关的主题:中国国家的重新定位,处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下的社会转型,国家政府、区域利益和法制社会之间正在改变的关系,经济上和生态上的改变,农民的反抗和集体暴动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区域差异等。二是在更大的层面上开展相似的研究,试图证明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即现代世界经济并非比较先进的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单向影响的结果,而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个领域的成果就是这本《大分流》。三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和探究19、20世纪全球环境改变的背景下欧洲和东亚所发生的变革及其重要意义。他和Steven Topik合著的《贸易创造世界》,重构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图景,以及这种增长对所谓“普通人”的生活所造成的冲击。

然而,即便是回答这样的提问,经济史研究也从未出现统一的观点。分析单位就是最表面、却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分歧之一。是比较中国与欧洲,还是比较中国与英国呢?晚近以来,前者更受欢迎。这其中的理论预设自然不同。不过,荷兰学者皮尔·弗里斯还是坚持比较中国与英国,因为他认为“国家”(state)及其机构的能力是经济进展的决定性因素。他研究18世纪前后的中国和英国,从财政、经济政策和货币体系等层面提出,当时中国无法像英国那样开启现代经济,问题在于清廷统治下的国家执政羸弱、组织低效。而主张以欧洲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更看重资源或地缘关系等元素。两者的不同其实也是这一研究领域还饱含活力的重要原因。

《大分流》的基本内容,不少报刊作过介绍,这里简单的概括一下:为了解决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特的内生优势导致了工业革命这个问题,彭慕兰收集了形形色色的西欧中心论观点,将它们分门别类,逐项进行区域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一个标新立异的结论: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一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作者把这个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为什么东西方会在18、19世纪之交发生分流,为什么东西方恰在这个时刻才发生分流?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彭慕兰曾强调,他并没有主张煤与殖民地的机遇是大分流的全部历史。煤和殖民地,也并不只是运气问题。但他确实认为中国/欧洲和江南/英格兰的比较有助于说明这两个因素被估计过低。

这本书一出版即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研究、欧洲研究、生态史研究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或商榷。2002年6月,加州大学“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中心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围绕彭慕兰与李中清各自的新著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与会者达百余人。会议先由两书作者彭慕兰和李中清等作简要陈述,由另一阵营提出批评,他们是黄宗智、Arth Wolf、罗伯特·布伦纳、爱仁民。 接着彭、李、Jack Goldstone进行回应。然后黄氏等再回击,最后彭氏等再回应。

黄宗智的批评和彭慕兰的应答在《历史研究》上都有中译文。我在这里介绍一点从网上得到的其他文章的要点。

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侧重从欧洲史角度出发进行比较。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英格兰农民作出生产决定时要考虑竞争租佃权,由此而迫使利润最大化。农民被迫寻找能在增加总产量的同时降低劳动投入的途径。农民认为大农场更有效,不愿由于使用更多的劳力而降低利润。农民经济条件差时晚婚、独身多;田块日益集中,劳动生产率提高;英格兰农村农工结合是为谋利,等等。表明它所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

而同期江南农民往往拥有部分或全部的产权,缺乏真正的租佃市场,地租率不是由市场竞争决定。地主攫走约30—40%的收成却无意投资农业。佃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民为续香火而早婚、求多子,但田产多子均分。人口压力日增而田产日小,结果只有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求最大的毛收入,劳力集约。每日劳动力产出下降,剩余积累少。长江三角洲农工结合是为了生存,等等。它所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流。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同时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彭的观点。

对于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批评,彭慕兰《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几乎予以全面否认,首先,他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有关英格兰与江南经济体差别的某些陈述,如他否认英国有市场竞争的租佃市场,否认英格兰低生育率与社会产权系统之间的联系,否认英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等。他认为是总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农业中分流出的人口为新工业提供了人力,而且这种“释放”量也比江南强不了多少;英格兰地主从农业中获得的利润并没有都投资在工业上;江南也有非常活跃的土地市场;1500—1750年间英国土地所有权比江南更集中;等等。其次,彭也反对江南在人多地少压力下为糊口而投入劳力更集约的纺织业生产的说法,他认为即使那些要把稻谷收成的1/2交租的佃农,其剩余仍超过最低生存所需;且纺织业所得不比农业所得低。江南纺织扩展的原因与几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比较优势使得江南能进口长江上中游的米而生产其它东西。第三、彭从根本上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以农业产权关系解释江南、英格兰经济1750年时巨大差别的观点。他反复强调以人均农业产出与单位劳动产出而言,18世纪的英国农业无多大优势,不少方面反而是江南占先:总之彭认为迟至1750年,英格兰尚不如江南。真正的大分流始于1750年,更多的是在1800年后,且来自于农业之外。

Jack Goldstone《为树木迷失于森林:黄-彭- 罗伯特·布伦纳、爱仁民交流的评论》。同意加州学派的观点,在18世纪,至迟到1750年,中国经济与欧洲相当或更先进,其核心区领先于英国。针对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爱仁民所论19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率高因而导向工业化,而中国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停滞和内涵化,Jack Goldstone从人口增长趋势、生活水平与贫困现象、生产率水平与趋势等方面对英国与江南进行了比较。

此外,麦克法兰比较了印、英、日、中家庭人口与组织结构,发现中国与英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而不只是两百年。他担心,过分热衷18世纪,会掩盖真正的差异,并且批评彭慕兰没有关注社会结构与政治。

还有一些对李中清著作的批评与回应。李中清这本书也是一本相当值得读的书,不仅值得研究人口史的人读,而且值得文化史研究者读,因为他是把人口行为放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考察,揭示了中国生育文化、性文化、养生文化、婚姻文化等对人口抑制的影响。

国内学者也是从几年前就开始谈论《大分流》。但由于中译本去年年底才出版,此前的讨论一直未能深入。已有的评论都出自能读到外文原版的学者,有些人与国外关系较深,对这本书及其引起的争论比较了解,对这方面的情况作了不少介绍。现有的评论,首先是吴承明发表在《中国学术》上的文章《〈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吴老是经济史泰斗,学贯中西。他是站在方法论的高度对《大分流》作的评论。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史建云以译者及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双重身分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的书评。

下面是我从网络上找到的比较有内容的评论:

1,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载200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

2.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年3月4日发布,转自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

3.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年1月31日发布。

4.王家范:《〈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载2003年2月9日《文汇报•学林》。

5.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载2003年1月26日《文汇报•学林》。

6.莱斯利·豪纳(美国康乃狄克州立大学):《关于〈大分流〉的争论》,载《中国学术》第十三辑。

国外和国内的各种争论看起来五花八门,概括起来,争论的主要问题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英国的农业是否如彭慕兰所讲,18世纪前并没有发生有重大意义的革命。二是中国的江南地区,江南的经济繁荣是肯定的,问题集中在对这种繁荣的看法上,也就是发展还是内卷的问题。三是从理论高度进行探讨。

我认为黄宗智与彭慕兰对江南态势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分歧,也不可能有很大分歧,因为江南是中国学者研究最多最透的地区。他们的争论只在于看法不同。以此类推,彭慕兰对英国的描述可能也并没有太大偏离,他应该也是利用了英国史专家们的成果。问题可能同样在于对同一现象有不同的看法。

听说柯大卫上月来所,对《大分流》作了一个相当中肯的批评,可惜我没有听到。

对彭慕兰著作除观点不同的争论外,另外一些具体批评,主要是说他依靠第二手资料,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等等。有人提出,黄宗智作过许多具体调查,而彭没有。就彭慕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来说,依靠第二手资料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

对这本书的贡献,中国学者在一个方面是比较一致的,即他所用的比较方法。本所的青年读书会,也有不少青年学者肯定了这一点。

尽管我没有看到能全面驳倒彭慕兰观点的批评,但并不等于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彭慕兰的逻辑,在我看来是存在问题的。他论证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颇有道理。他是这样做的:把西欧中心论的种种因素拿出来进行比较,凡是其他地方也有的,就不能算是西欧独有的内生优势,因而不是西欧能够独自优先现代化的原因。

他的逻辑是,如果你具备的条件我也具备,这个条件就不是你独有,你成功了我失败了,这个条件就不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假如英格兰的所有优势,江南也都具备,这种逻辑自然可以成立。但问题在于,他的比较并不限于英格兰和江南。他的比较方法是,首先拿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假如英格兰的某个先进因素江南不具备,就与日本比较,日本也不具备,就去看印度、东南亚甚至非洲。拿英格兰与全世界这样比较的结果,英格兰就一项内生优势也没有了。

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18世纪的英国具备了最多的优势、最多的促进现代化的条件,江南略次于英国,日本更少,印度,非洲等只具备一两项。即使英国一个自己独有的内生的因素都没有,它的现代化仍然是顺理成章的。江南所不具备的那些优势很可能并不重要,单独看没有什么决定性可言,但与其他因素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英格兰的真正的优势。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英国具备了最多的条件这件事本身,视为英国独有的内生优势。

当然,煤矿和新大陆的确是江南不具备的因素,把它们当作大分流的主要原因(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原因)也有道理,就这一点来说,彭慕兰的观点目前尚不能动摇。但它们能够起重大作用,是与其他因素(包括江南同样具备的那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分不开的。

最后要说一点,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史著作,彭慕兰的比较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里面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文化背景、社会观念等。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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